引子1942年8月，成都。
盛夏的暑气把整座城市蒸得像一口盖着盖子的蒸笼，闷得人喘不上气。日军的飞机偶尔从头顶掠过，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从城东响到城西，又从城西响到城东，成了这座战时陪都后花园里最恒久的背景音。军政要员们大多躲进了郊外的防空洞，可那一天，有一批人却冒着空袭的危险，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城里同一处地方。
他们不是去开紧急军事会议，也不是去躲避轰炸。他们是去参加一场葬礼。
灵堂布置得极尽隆重，花圈从屋里摆到屋外，挽联一层叠着一层。前来吊唁的人里有军委会的，有行政院的，有当年黄埔军校的老教官，也有后来在战场上功成名就的将官。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专门发来了唁电，还亲笔写了一副挽联，派人送到成都。灵堂正中挂着死者的遗像，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，脸型瘦长，眉骨很高，眼睛不大，嘴角微微向下抿着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不知情的外人见了这场面，大概会以为逝去的是一位浴血杀敌、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。可真正知道底细的人心里都清楚——这个人，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，不是战功，是两场惨败。一场败在江西南昌，一场败在江苏徐州。两场败仗葬送了几千条精锐将士的性命，也葬送了他自己大半辈子的仕途。他叫王柏龄，黄埔军校筹建时的七名筹备委员之一，首任教授部主任、教育长，蒋介石的保定同窗、日本同袍、结拜兄弟。在黄埔军校大礼堂里挂的那张巨幅照片上，孙中山居中而坐，蒋介石站在身后，左右两侧各站着一人——右边是何应钦，左边就是王柏龄。
那时候，他比何应钦站得还靠前。
可二十年后，何应钦是军政部长、陆军总司令，而王柏龄已经是一个挂着虚职的闲散之人，常年住在寺庙里，青灯古佛，不问世事。他从黄埔二把手跌到阶下闲人的那条路，起于南昌城里的一个夜晚。那个夜晚，他没有去指挥部，没有去阵地，没有去任何一个他应该去的地方。他换上一身便服，带着几个亲信，一头扎进了南昌城的烟花柳巷。
一、同窗、同袍、同志
王柏龄的起点，在国民党早期的核心圈子里，几乎是无人能及的。
1889年，他出生在江苏江都，就是今天的扬州。王家是当地望族，祖父是清朝举人，父亲是秀才，家里有田有屋有书，日子过得殷实安稳。按照当时士族子弟的常规路子，他应该熟读四书五经，考科举，博功名，光宗耀祖，安安稳稳地过完一辈子。可王柏龄从小就不是那种安分的人。他十二岁就离开家进了南京陆军小学堂，十四岁毕业，因为成绩拔尖，被保送进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。
在保定，他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人——蒋志清，也就是后来的蒋介石。两个人年纪相仿，志趣相投，聊了几回之后发现彼此都对清廷的腐朽深恶痛绝，都对革命抱有同样的热情，很快就结成了密友。保定毕业后，清政府选拔优秀学生赴日本深造，王柏龄、蒋介石、张群三个人一起考上了，远赴东京振武学校，学的都是炮科。在日本期间，他们一起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，成了革命同志。
同窗、同袍、同志，三重关系叠在一起，这份交情在国民党早期的圈子里是极少见的。蒋介石这个人，一辈子多疑，能让他真正信任的人不多。王柏龄是其中一个。
1915年，王柏龄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，先是跟着居正在山东举事讨袁，后来又去了云南，在唐继尧手下当了云南讲武堂的教育长。云南讲武堂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军事院校之一，朱德、叶剑英都是从那里出来的。王柏龄在那里干了七年，从炮兵科长干到教育长，把一套军事教育的体系摸得透透的。
1923年，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，蒋介石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。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王柏龄从云南叫了过来，让他当筹备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之一。七个人，一个校长，六个下属，王柏龄排在第一个。
黄埔军校成立之后，王柏龄被任命为教授部主任，后来又升任教育长。军校里里外外一大摊子事——章程怎么定，教官去哪儿请，课程怎么排，教材谁来编，兵科操典怎么设计，甚至连军装的式样和枪械的采购，全是王柏龄在操持。他把自己在云南讲武堂积累的那一套经验，跟日本士官学校的训练体系揉在一起，搭起了黄埔军校最初的军事教育框架。用后来黄埔同学会的话说，他是“黄埔军校军事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”，是“学科教材、兵科操典、课程设置与授课编制的主持人和推行者”。
叶剑英那时候是教授部的副主任，是王柏龄的直属副手。陈赓、徐向前、胡宗南、杜聿明，这些后来在国共两边都赫赫有名的将领，当年都是坐在底下听他讲课的学生。黄埔军校大礼堂里那张照片上，孙中山居中，蒋介石站在身后，左右两侧各站一人——右边是何应钦，左边是王柏龄。何应钦能进黄埔，还是王柏龄向蒋介石推荐的。
那时候的王柏龄，站在整个国民党军界最核心的位置上。论资历，他是辛亥元老、留日高材、滇军名师、黄埔奠基人。论交情，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早期心腹。论起点，他手里攥着的是一副天胡的好牌。
二、打仗是真不行
可王柏龄有一个致命的毛病——他不会打仗。
这话听起来有些刻薄。一个在军事院校里教了七年书、主编了黄埔军校全部兵科操典的人，怎么会“不会打仗”？可事实就是如此。王柏龄这个人，脑子里装的全是军事理论，嘴里讲的全是战术原则，可一旦真刀真枪地上了战场，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1925年，第一次东征陈炯明。王柏龄率领教导二团参战。教导二团是黄埔军校刚成立时组建的党军，底子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兵，装备精良，士气高昂，是蒋介石手里的宝贝疙瘩。可王柏龄带着这支部队刚碰上敌人，队伍就乱了阵脚。他站在阵地上，看着对面冲过来的敌人，脑子里的那些战术原则全忘了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教导二团被敌人一冲即溃，死伤惨重，丢盔弃甲地退了下来。
这一仗打完之后，蒋介石心里大概就有了数——这位老同学，教书可以，带兵不行。可蒋介石念着旧情，还是给了他机会。1926年北伐打响，蒋介石任命王柏龄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，后来又让他代理第一军军长。
第一军第一师是什么部队？那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，黄埔学生军的家底，是北伐军里最精锐的主力师。蒋介石把第一师交给王柏龄，是把自己的命根子交给了他。
可王柏龄用一场灾难性的表现，回报了这份信任。
三、南昌城里的那个夜晚
1926年9月，北伐军挥师东进，矛头直指江西。
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。孙传芳是直系军阀里最能打的一个，手里攥着十几万大军，坐镇南京，控制着长江中下游最富庶的地区。北伐军要打通长江，就必须打垮孙传芳。而打垮孙传芳的第一步，就是拿下南昌。
南昌是江西省会，长江南岸的咽喉要地。谁占了南昌，谁就掐住了南浔铁路——那是孙传芳调兵遣将的命根子。9月19日夜里，第六军军长程潜率部对南昌发起突袭。守城的兵力只有六百多人，北伐军一个小时就拿下了南昌城。
按程潜的计划，第一师应该立刻向城西南的牛行车站急进，切断南浔铁路，堵住孙传芳从九江方向调兵南下的通道。这是一个关键的部署——南昌虽然拿下来了，可如果不切断铁路，孙传芳的主力就能从九江快速反扑过来，南昌城守不住。
可王柏龄没有严格执行命令。他手下的两个营行动迟缓，拖到了9月20日晚上才到达指定位置。更致命的是，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。
南昌城打下来了，他觉得孙传芳的部队已经被吓破了胆，大局已定。他把部队丢给副师长，自己换上一身便服，带着几个亲信，一头扎进了南昌城的烟花柳巷。一个手握王牌师的中将师长，在北伐的关键时刻，在敌人随时可能反扑的节骨眼上，跑到妓院里喝酒听曲，搂着女人过了一整夜。
那一夜发生了什么，史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。可天亮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被清清楚楚地写进了战史。
9月21日，孙传芳亲自从南京赶到九江督战，调遣精锐部队从南北两面反扑南昌。卢香亭率部沿南浔铁路快速南下，直扑牛行车站。孙传芳的部队坐着火车往南冲，速度快得超出了北伐军的预料。第一师因为没有及时切断铁路，等于给敌人留了一条高速通道。
王柏龄是被炮声惊醒的。他手下的士兵后来回忆，那天清晨，南昌城外的炮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密，师部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可师长找不着了。派人四处去找，司令部没有，住处也没有。最后是在妓馆里把人找到的。
更离谱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王柏龄被找到之后，非但没有赶回指挥部组织部队抵抗，反而带着几个卫兵，撒腿就跑。一个中将师长，在敌人反扑的紧要关头，丢下几千人的部队，自己先跑了。
第一师群龙无首，在敌人的猛攻下纷纷溃败。第六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，军长程潜本人逃了四天才脱险。南昌城得而复失。蒋介石攒了多年的家底，一夜之间折进去了一大截。第一师几乎全军覆没，几千条人命搭了进去。
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的时候，据在场的人回忆，蒋介石气得手直抖。他拿着那份阵亡名单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名单摔在桌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按军法，战时主帅擅离职守导致部队覆灭，砍头都不冤。一帮将领联名上书，要求军法处置王柏龄。可蒋介石最终没有动刀子。他念着保定同窗、日本同袍、结拜兄弟几十年的情分，力排众议，保下了王柏龄的命。可命保住了，兵权保不住。王柏龄被撤销了第一师师长和代理第一军军长的职务，所有军权被收回。
这是王柏龄人生中第一次惨败，也是最致命的一次。
四、第二次机会，第二次惨败
被撤职之后，王柏龄沉寂了一段时间。可蒋介石没有彻底放弃他。
1927年，北伐军继续北上，在徐州与孙传芳的残部展开决战。蒋介石再次起用了王柏龄，让他参与指挥。徐州是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点，是南北交通的枢纽，谁控制了徐州，谁就控制了中原的东大门。
王柏龄再一次被委以重任，也再一次让蒋介石失望了。徐州战役中，他的指挥依旧混乱，部队配合失调，被孙传芳的部队抓住机会反击，北伐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。虽然徐州最终没有被孙传芳夺回去，可王柏龄在战役中的表现，让蒋介石彻底死了心。
南昌之败是第一次，徐州之败是第二次。一次是意外，两次就是必然。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一件事——这位老同学，在讲台上是个好教官，在战场上永远成不了一个好指挥官。
从徐州回来之后，王柏龄被免去了所有带兵的实职。蒋介石给了他几个听起来体面的头衔——长江要塞司令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部主任——可这些头衔底下，一分实权都没有。一个曾经手握王牌师、代理第一军军长的人，从此彻底离开了作战指挥的序列，成了一个穿着军装的高级摆设。
五、从将军到居士
1928年，王柏龄的人生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弯。
那一年，他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。从军队高官到地方官，这个转变本身就是一种信号——上面已经不打算再让他碰兵权了。也是在那一年，他的人生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：“在下业重障深、福慧浅薄，中年以前，只知道倚重科学，不把佛法放在眼里，更谈不上修行。一旦烦恼降临，无法摆脱，才晓得向释迦文佛求救。”
到底是什么样的“烦恼降临”，他没有细说。可从那一年开始，王柏龄皈依了佛教。他先是研读唯识宗的经典，读禅宗语录，后来经人介绍，专程前往苏州，拜在印光法师门下，求受皈依。印光法师给他取法名“慧常”。从此，王柏龄有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佛门弟子。
皈依之后的王柏龄，跟从前判若两人。他不再问军事，不再掺和政治。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经、念佛和做慈善上。他在扬州担任过县佛教会的监察委员，主持过全县寺庙的念佛道场，参加的信众有上千人之多。他出钱刻印经文，施舍给寺庙。扬州旌忠寺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件紫泥钵，上面刻着“扬州旌忠律寺”几个字和“敬刻布施”的题款，那是王柏龄捐给寺庙的法物。
他的陆军上将军衔还在，他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也还在，他每年还能领到一笔不菲的俸禄。可那些东西对他来说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住在寺庙里，穿着素色的衣服，吃着简单的斋饭，跟着和尚们一起上殿念经。有时候有人来拜访他，聊起当年的黄埔，聊起南昌，他总是摆摆手，不肯多说。
有人替他惋惜。一个黄埔的二号人物，一个曾经跟何应钦平起平坐的人，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？可王柏龄自己好像看开了。他在给印光法师的信里写道，念佛让他“半年来的怨恨苦恼，顷刻间荡然无存”。那些怨恨的是什么，苦恼的又是什么，他没有说。可读过他故事的人，大概都能猜到。
六、蒋介石的那碗酒
王柏龄退出军界之后，蒋介石没有忘记他。
在很多公开场合，蒋介石提到王柏龄的时候，语气里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。他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，是保定同窗，是日本同袍，是黄埔最早的搭档。这份交情，蒋介石没有因为南昌之败就一笔勾销。
王柏龄每年过生日，蒋介石都会派人送一份贺礼过去。逢年过节，也会让人去问候。王柏龄在成都养病期间，蒋介石专门从重庆拨了一笔钱给他做医药费。王柏龄去世之后，蒋介石亲笔写了挽联，还让军委会和行政院的高官们去成都参加葬礼。一个失势闲散的过气将领，能得到这种规格的哀荣，在国民党内是极少见的。
股票配资门户入口可蒋介石给王柏龄的，也就只有这些了。礼数周全，交情还在，可兵权一寸都不会再给。南昌那一夜的风流，徐州那一次的溃败，已经把王柏龄在蒋介石心里的“可用值”耗干净了。
蒋介石这个人，一辈子最看重两样东西——忠诚和能力。王柏龄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，他跟着蒋介石从保定到日本到广州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可能力这个东西，在战场上试了两次，试出来的结果让蒋介石没法再把部队交给他。
所以蒋介石给了王柏龄他能给的一切——面子、礼数、交情、悼念。唯独没有给他兵权。因为兵权这个东西，蒋介石从来只给能打仗的人。
七、黄埔学生的目光
王柏龄在黄埔军校的那些年，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国共两党。陈赓、徐向前、胡宗南、杜聿明、林彪，这些人当年都坐在讲台下，听着王柏龄讲战术、讲操典、讲军事理论。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战场上的名将，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打出了赫赫威名。
而他们的老师，却因为一夜风流丢掉了兵权，最后在寺庙里度过了余生。
这件事在黄埔同学之间，一直是一个不愿多提的话题。那些从黄埔走出来的将领们，见了王柏龄的时候，还是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“王教育长”。可这声称呼里，有多少是尊敬，有多少是惋惜，有多少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，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王柏龄自己倒是看得很开。有一次，一个当年的学生去看他，聊着聊着说到了南昌的事。那个学生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“教育长，当年那件事，您后悔吗？”
王柏龄沉默了一会儿。他那时候已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了，每天念经拜佛，很少再提旧事。可那个学生的问题，让他沉默了很久。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，又像是在跟那个已经远去的自己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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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声
1942年8月26日，王柏龄在成都去世，终年五十三岁。
他走的时候，身边没有部下，没有卫兵，没有指挥部的参谋们进进出出。他住在一间普通的屋子里，桌上搁着几卷佛经，墙上挂着一幅佛像，窗台上放着一只紫泥钵，就是他当年捐给扬州旌忠寺的那种钵。他穿着素色的衣裳，盖着一床薄被，安安静静地走了。
他死后，蒋介石发了唁电，题了挽联，军委会和行政院的高官们纷纷前来吊唁。葬礼办得很隆重，极尽哀荣。可那些花圈和挽联底下躺着的，是一个早已被时代抛在身后的人。他曾经站在黄埔军校大礼堂照片上的左边，跟何应钦并肩而立。他曾经手握北伐军最精锐的第一师，代理第一军军长。他曾经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兄弟，是黄埔军校的二号人物。
然后，在一个南昌城的夜晚，他换上了便服，走进了烟花柳巷。那一夜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有人说他冤。他有资历，有交情，有学问，有平台，输就输在管不住自己。也有人说他不冤。一个将军，在战场上把自己的部队丢下不管，自己跑去寻欢作乐，这种事放在任何一支军队里，都是不可原谅的。蒋介石保住了他的命，已经是念了旧情。
王柏龄的一生，留下的不是战功，是一个教训。那个教训很简单——再好的开局，再硬的后台，再厚的底牌，都扛不住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放纵。南昌城里的那一夜，他以为自己只是去喝了一杯酒，听了一支曲，睡了一个女人。可他不知道，那一夜他丢掉的，是整个后半辈子。
青灯古佛，了却残生。王柏龄的晚年很安静，安静到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他曾经是谁。可黄埔军校大礼堂里那张照片还在，照片上他站在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身侧，那时候他还年轻，腰板挺直，嘴角微微抿着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上是自信还是自负的光。
那道光后来灭了。灭在南昌城的一间妓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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